王丙乾
2006年8月21日,是吴波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,我们追忆这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、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、我国财政战线上杰出的领导干部、财政部原部长,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。吴波同志一生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风范,他是一位在平凡的工作中体现了不平凡的高尚情操的人,他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。他的崇高品质和他所留下的精神遗产,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宝贵财富。
杰出的理财家
我结识吴波同志始于1947年。那时,我在冀中行署财政厅工作,有一次到晋察冀边区财政厅汇报冀中区的财政预算,第一次见到了吴波同志。1948年,我调到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工作,一年后转到了中央财政部,当时吴波同志任党组副书记、办公厅主任。从此,我与吴波同志共事长达30多年,成为工作上志同道合的同志,生活中的挚友。
吴波同志长期担任财政领导干部,为我国财政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殚精竭虑、贡献巨大。新中国成立初期,国家税制比较混乱,解放区各根据地都有自己的规定,新解放区则暂时沿用国民党时期的旧税制。而且,解放战争还在继续,经济恢复工作已经展开,财政面临着巨大的挑战,出现了很大的赤字。在这种危难关头,吴波同志提出统一财政,实行“统一领导、分级管理”的方针,建立中央、大区、省(市)三级财政,改变中央高度集中的管理办法。同时,主张加强统一的财政制度建设:实行预决算制度,中央地方都要建立金库,收入交国库;建立健全会计制度,严格财经纪律,成立财政督察司。在税收方面,根据中央的精神,主张统一税政,统一税制,建立健全税收机构,培训干部,加强税收工作,并提出抓税收与促进生产密切结合起来,专业收税与群众协助收税密切结合起来,完成税收任务和保证实施税收政策结合起来。强调加强税收的宣传工作,整顿税收秩序,减少偷漏税和抗税事件。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,对于农业税的征收,实行按常年产量(经常年份的粮食产量)计税,依率计征,依法减免,增产不增税,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,减轻了农民负担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,吴波同志对填写新中国财政建设发展史上的空白一页,起到了奠基人和开拓者的作用。
从1958开始的三年“大跃进”,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,为了力挽狂澜,中央于1961年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。从1962年初开始,吴波同志协助李先念同志抓国民经济调整工作。他根据中央精神和针对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实际情况,提出五项重要措施:一是压缩行政事业费,精简机关干部,缩减城市人口;二是压缩基本建设规模,将“大跃进”时每年三四百亿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压缩至50亿元;三是财政给银行拨钱,支持银行实现“当年平衡、略有回笼”的目标;四是加强税收工作,打击农村集市投击倒把行为;五是清理“大跃进”过程中的遗留问题,包括大炼钢铁、平调公社财物、乱拉滥用商贸部门的物资、滥用银行贷款等。在这些措施的作用下,1964年我国经济状况开始好转,农业生产得到恢复,物价趋于稳定,国民经济调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。
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中央提出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,财政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。在新的形势下,吴波同志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,注意量力而行,稳步前进,发现问题,及时总结经验,为财政改革和转型推波助澜。在他从部长退居顾问以后,仍然牵挂着财政事业,他常将财政方面的情况和问题,向先念同志汇报,别的部门或同志对财政工作有什么意见,他也通报给先念同志,听取领导指示。先念同志告诉他,财政部一些重要的材料,可及时送他看。先念同志还说,财政部站在全局的高度,加上消息灵通,能看出问题,也敢于暴露矛盾。陈云同志也说过,要给财贸部门恢复名誉。吴波同志离休后,仍然关心财政工作,每次部党组向他汇报情况,他都非常认真听取并做记录,提出自己的看法,使我们做财政工作深受裨益。
务实的理论家
吴波同志在财政系统担任领导30多年,不仅具有丰富的理财经验,而且在实践中能及时总结经验,并从理论高度加以概括和总结,形成不少新思想和新观点,成为一位务实的财政理论家。
理财首倡勤俭节约,这是吴波同志理财理论的核心。他认为这不仅是一个财政经济问题,也是一个政治问题。他认为勤俭节约是理财的根本,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克服各种困难、走向胜利的法宝,同时也是发展壮大国家财政的重要基础。他认为财政形势越好,收入基数越大,越要注意节俭。理财的大忌就是铺张浪费,花钱大手大脚,从而产生腐败因素。
我非常赞同他的这个观点,20世纪90年代我曾让财政部科研所的同志找红学专家共同研究过《红楼梦》里贾府的理财问题,得出的结论是“俭则兴、奢则败”。所以,提倡艰苦奋斗,勤俭节约,实行廉政,反对腐败,是党和国家必须坚持的长远方针和重大措施。节约不光是节约财力,还有节约资源、物力等许多方面,从治国理财到企、事业单位的规划用度都要厉行节约。
吴波同志一直坚持财政综合平衡的理论。这一问题是陈云同志一再强调的,他说过搞经济工作,不懂得综合平衡,就寸步难行。财政综合平衡中关键的是国家建设和财力物力的综合平衡,财政和信贷的综合平衡,还有财政与其他各方面关系的平衡协调。从综合平衡理论出发,吴波同志始终坚持“收支平衡,略有节余”的理财观,坚决反对“赤字无害论”。主张财政经济发展与国力国情相适应,必须量力而行,稳步前进。对于综合平衡与适度举债的关系,吴波同志认为一定要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,根据一定的条件适度举债,而且,举债的规模、还债的时间等一定要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。
正确处理财政与经济的关系,也是吴波同志经常思考的一个重大理论及现实问题。毛主席曾讲,经济决定财政,财政反作用于经济,财政既要大力支持经济的发展,又要通过财力分配和财税政策,限制或改变其不科学、不合理的计划和举措,保证经济和财政的良性循环。吴波同志一贯反对只重视财政收入而轻视发展经济的观点,他认为:增大财政收入,首要的是靠发展经济,培养财源,否则就成无米之炊。其次,税收工作是理财的基础环节,要加强税制建设、制止偷漏,既要抓西瓜,也要抓芝麻。
同时,还要加强企业财务的管理,搞好经济核算,节约资源,减少材料消耗,降低成本费用,做到盈而不亏。他认为这是夯实财源的又一重要渠道,而且随着生产的发展,这方面的工作会越来越重要。因此,他始终按照毛主席“发展经济、保障供给”的指示,建立财政与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的关系。新中国成立后,财政部成立经建司(后又分为工交财务司、商贸财务司),就是为了促进财政对经济发展的支持。在吴波同志的领导下,财政部在具体处理财税问题时,总是以经济发展大局为重,不为眼前利益所动,想方设法促进经济发展。在吴波同志这种理念的指导下,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,财政部就确立起了做大财政蛋糕必须建立在发展经济基础上的理念。
优秀的共产党员
吴波同志是我国财政战线上杰出的领导干部,更是一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。他对党无限忠诚,对事业尽心尽责,对同志关怀备至,为人民服务一片真情。这是我对他的总体评价。
他是一个党性很强的领导干部,在工作中讲政治、讲大局,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,从不马虎或者打折扣。他非常注重搞好和部门、地方之间的关系,善于听取不同意见,改进工作,从不强人所难。他常讲财政工作涉及方方面面,只有注重各方面的协调配合,才能相互支持,形成合力。在财力分配方面,要坚持保证重点,兼顾一般,在保持全局稳定的同时,中央和地方要上下兼顾,做到全国一盘棋。既要发挥各级财政的主动性,也要发挥企业增产节约的积极性,为国家多积累财富。
他工作扎实,注重实效,不但自己经常深入基层,也要求同志们经常到基层去,听取工农群众的呼声和意见,多做调查研究,多为群众办实事,以此来考察我们的工作水平和实效。他还讲,财政工作要实事求是,要如实反映情况,有喜报喜,有忧报忧,不能弄虚作假,以免影响中央决策。此外,因为财政工作关系到全局,也要敢于暴露矛盾,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,做好工作。
我记得有一次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,有各省各部门的领导参加。会上财政部汇报了两个财政问题,一是开展税收财务大检查的情况,批评了一些地方瞒报收入和支出违规问题;二是吴波同志客观地指出近两年财政还有赤字,需要采取措施来解决,不能忽视。结果却引起一些同志的非议,说财政部吹冷风,泄干劲,怎么老赤字啊!一时使得会议气氛很紧张。一些同志后来将这个情况反映给陈云同志,他在看了吴波同志的发言稿后,说吴波同志讲得对嘛,这才解了围。
吴波同志敢于讲真话、敢于负责任,并且从不顾及个人得失。对于上面领导同志的讲话,他认为不妥当的,也敢于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和意见,并且据理力争。毛主席过去提出要实事求是,小平同志也讲过要实事求是,我们大家也说要坚持实事求是,实际上有些事情还没有实事求是。能不能实事求是,一是认识水平问题,再一个是立场问题。你是立党为公还是为私,如果怕影响你的乌纱帽,就不敢说真话,怕招惹是非,就不敢担责任。同样,吴波同志对于自己做得不够或不对的地方,也敢于承担责任,决不推诿。他这种光明磊落、无私无畏、实事求是、坚持原则的精神,是难能可贵的,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
记得有一次国家经委在四川召开会议,讨论企业利润留成问题。吴波同志顶着很大的压力,给与会代表解释财政收入情况,提出企业利润留成要区别对待。随后在国务院开会时又因讨论税前还贷问题而发生了一场争论。当时,我们对外资来国内办企业实行税前还贷政策,中央一位同志提出在国有企业也要实行税前还贷。吴波同志认为如果国有企业都实行税前还贷政策,国家的税款流失就太大了,结果就争论起来了。吴波同志向来实事求是,他不会随声附和别人的意见。他从来不作墙头草式的风派人物,别人怎么说我也怎么说。对他而言,对的赞成,不对的则会说明理由。
难忘的人民公仆
吴波同志忠于职守,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,从不计较个人利益。他任部长期间,中央决定派他出席世行年会,并且要发出国的服装费等补贴,这在当时是个难得的机会,但他为了工作而放弃了出国,成为从未出过国的财政部部长。
他提倡勤俭节约,不仅表现在财政工作上,而且表现在机关建设上,表现在勤俭持家上。有一次我们曾想为财政部的老领导戎子和、吴波同志庆寿,尽管我们申明是掏个人腰包,但吴波同志仍不答应。
他克己奉公,严以律己,不讲享受,不贪图便宜,从不用手中的权力搞特殊化。如在住房、家具、坐车、回乡以及出差等问题上,他都谢绝高规格的待遇或常规性的帮助。在他逝世前的弥留之际,还立遗嘱告诉儿子把公家分的房子交回财政部,不留给子女使用,这更是说明他人格的伟大,使人深受感动。他平易近人,助人为乐,常常想的是国家、是人民、是同志,却很少考虑自己。
我还记得,1980年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时,姚依林同志告诉我,吴波同志准备退下来,中央决定由你当财政部部长,要在即将召开的人大会议上作预算报告,并出席世行年会。这个决定出乎我的意料,当即请姚依林同志建议中央同意吴波同志在人大作一次预算报告,并出席世行年会。姚依林同志说,吴波同志的为人你是知道的,他不会同意。
吴波同志是一个工作很有水平、能力很强的领导干部。事实证明,他能带领财政部门的干部精诚团结,克服种种困难,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工作任务。在处理部内各种关系时表现大度,能够摆事实,讲道理,化解矛盾。对各司局的工作和干部问题,也是讲政策、讲道理,既不采取和稀泥的办法,也不采取压制的办法,使大家心情舒畅,形成一种团结向上的凝聚力。
他与同志们和蔼相处,从不发脾气,没有官架子。他关心同志们的进步和业务水平的提高,采取的办法一是言传身教,二是组织大家学习,或送往学校深造。如有机会,就带一些同志参加高层次会议,或拜访领导同志,使之见世面,受熏陶,这种办法很奏效。他对我很关心,特别是政治上的关心。我担任财政部部长时,比较起来还年轻。有一次河北省报刊上登了一篇题为“一个年轻干部当了部长”的文章,大加赞扬。陈如龙同志问吴波同志,我们报刊上登不登,吴波同志说,少宣传,多做事,并把此事亲自告知我,对我关爱有加,使我深受感动。
“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。”吴波同志的一生,朴素无华、平易近人、心系群众、严以律己。凡是能给予他人及社会的,他都毫无保留地奉献;凡是他人或社会给予他的,他却毫不犹豫地回报给了社会。吴波同志虽然离我们远去了,但他光辉的一生,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,他所留下的精神财富,值得我们永远珍惜,他那高风亮节的风范,值得我们永久怀念。